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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记成前人的艺术遗产

归档日期:08-09       文本归类:纪利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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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李可染作品的海报。“实者慧”是李可染的一幅书法作品和一枚篆刻印章的印文,李可染曾解释为:“天下学问惟诚实而勤奋者得之,机巧人难矣。”

  今年6月13日是我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而就在一个月前,李可染艺术遗产案刚刚尘埃落定,由此引起了人们对艺术大师身后遗产保管问题的关注。

  李可染先生于20年前猝然辞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但他留下的艺术遗产却导致了家庭内部持续两年的诉讼。李可染夫人邹佩珠早在2005年就与北京画院协商筹划李可染作品捐赠以及展览事宜,然而中途由于李可染遗产纠纷案耽搁了捐赠活动,直到2009年5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第二天,89岁的邹佩珠就将李可染先生的中国画作品108件、书法作品122件、速写9册、水彩画13件捐赠给了正在筹建中的北京画院美术馆李可染艺术馆。

  李可染艺术遗产纠纷案并不是个案,在此之前,著名画家王式廓、陈逸飞的后人都陷入旷日持久的遗产纠纷之中,而这就意味着艺术大师的作品将被遗产继承者“瓜分”,必然造成大师作品的支离破碎。艺术大师身后的艺术遗产到底该如何保管,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很多艺术遗产的矛盾和争端,首先可以从艺术家本人那里得到有效控制,生前订立遗嘱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很多艺术家都觉得立遗嘱“不吉利”,而且伤及家庭和睦。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误区。

  其次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收藏管理机制,如黄宾虹在生前就将大量作品捐赠给国立博物馆。后代子女在继承艺术品遗产时的做法无非两种:一是由家族共同继承并组建基金会,二是由家人捐赠建设艺术家个人纪念馆。但这两种途径都有一定的局限:家族管理难以保证保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且家人想法难以统一,一旦出现分歧就容易闹上法庭;而建设纪念馆,则要面对盖馆容易养馆难等资金困难。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对于大师级艺术家,在其去世时就应该由其家属子女、艺术界专业人士和政府机构三方力量组成对其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专门机构,对遗产进行共同保护。如果艺术家的遗产保护能上升到立法层面,将是一条正确出路。

  李可染先生1907年3月出生于江苏徐州的一个平民家庭,先后入上海美专师范科、杭州西湖国立艺专研究生班,深受潘天寿、林风眠影响,后经徐悲鸿介绍师从齐白石,白石老人称其为“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

  在李可染取得巨大艺术成就的同时,也赢得了两位同样具有很高艺术天赋的女性的爱情,两位夫人先后为他生下了7个子女。

  李可染与第一任妻子苏娥于1931年结婚。1938年8月,苏娥死于伤寒症,年仅29岁。苏娥为李可染生下1个女儿3个儿子:李玉琴、李玉双、李秀彬、苏玉虎,由其父苏少卿抚养长大。

  李可染的第二任妻子邹佩珠是李可染妹妹李畹的同学加好友。1944年1月,邹佩珠在重庆嫁给李可染。婚后,邹佩珠为李可染生下了2个儿子1个女儿:李小可、李庚、李珠。

  新中国成立后,李可染任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邹佩珠也担任中央美院教授。这个时期,李可染的艺术创作进入高峰期,先后创作了大量的传世名作。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猝然辞世,留下大量的绘画精品和藏品,但没有留下遗言,更没有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分割,由此引发了日后他的至爱亲人间的一场长达两年的遗产官司。

  1991年2月21日,李可染的遗孀邹佩珠及2个子女(李庚当时在日本,表示放弃继承权),和苏娥所生的4个子女坐到了一起,讨论李可染的遗产处理问题。

  这次家庭会议由邹佩珠主持,就李可染艺术的发扬及遗产继承问题进行商讨,并形成《一九九一年春节家庭主要成员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有:为了弘扬李可染的艺术,完成其遗愿,大家同意将遗作中的精品和代表作集中保管,作为家庭成员的共同财富,以备将来提供给纪念馆、出画册、巡回展览、复制宣传等使用;将于适当的时机(大约10年左右)奉献给国家;在遗作中划出一部分作品给“艺术基金会”和“家庭基金会”使用。

  1991年11月13日,李可染的继承人共同签署了《李可染遗产继承问题协议书》,约定:以李可染艺术发扬光大为前提,继承人按继承法的规定享有继承权;李可染的主要遗产是绘画和书法作品,要进行清点;集中有代表性的作品由邹佩珠统一保管5年;拟成立“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和“家庭基金会”;给子女每人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两张,一般的四张,书法作品二至三张。

  在签订协议的同时,各子女分得李可染遗留的部分作品。据邹佩珠的回忆,李玉琴、李玉双、苏玉虎、李小可、李珠分别分得16幅绘画作品,李秀彬分得17幅绘画作品,李庚分得4幅绘画作品。

  除去子女们已经分掉的作品,李可染还有多少艺术遗产呢?按照原告李玉琴在起诉书中所称:1989年末,双方一起对父亲的部分作品进行了清点,共500余幅,而1992年再次清点时约有400多幅,当时邹佩珠还从画室里拿出了李可染创作的10幅超大型山水画作,让各当事人开眼界。而按照邹佩珠的说法,李可染的绘画作品仅存317幅,这还包括已经分给子女的那部分。

  在此后的岁月里,苏娥所生4个子女发现“邹佩珠及弟弟李小可根本不征得其他共有权人同意,擅自处分家父的作品,经常被拍卖或赠送。李可染基金会存在账目不清、暗箱操作的种种问题”。

  与此同时,李可染作品在新世纪以来的拍卖价格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价:2004年《井冈山》以1100万元成交;2006年《漓江天下景》以1350万元成交;而到了2008年,李可染的代表作《万山红遍丛林尽染》则拍出4000多万元的天价。

  于是,在2005年和2006年,苏娥所生4个子女多次向邹佩珠提出析产要求,但这会使李可染的作品无法保持完整性,遭到邹佩珠的拒绝。

  李玉琴、李玉双、苏玉虎作为原告,提出分割李可染遗留绘画作品881幅、书法作品463幅、收藏作品139幅、水彩作品25张、印章189枚、素描18册978幅。而李秀彬要求将未入册的10幅超大型山水画作,作为遗产进行析产继承。

  在法庭上,被告邹佩珠主张李可染遗留中国画绘画作品317幅(其中已由子女分得101幅)、书法作品312幅、印章180枚、水彩作品25幅、收藏作品91幅、素描共9册973幅。

  除了由子女分掉的101幅绘画作品,2007年2月12日,邹佩珠与北京市文化局签订《托管协议》,约定将李可染的部分作品交由北京市文化局托管。在法庭上,邹佩珠称托管物品的唯一用途是待李可染美术馆建成后由美术馆收藏,并主张托管的作品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中所析出的归其个人所有的那部分。

  除了子女分掉的101幅绘画,邹佩珠托管的108幅绘画,还有就是更引起双方争议的一部分作品,包括为筹集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基金,为李可染办丧事等各种活动,共处分了31幅作品。

  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李可染的艺术遗产中到底有多少作品。仅就绘画作品而言,原告主张有881幅,而被告主张只有317幅,双方对遗产的数量分歧较大。

  对于邹佩珠在法庭上提供的李可染的遗作清单,苏娥所生子女显然不认可。他们认为,李可染13岁学画,82岁去世,根据他们的查证,应该在2000张到4000张之间。

  邹佩珠解释说,李可染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建国之后创作的,而且,李可染作画很慢,其口头禅是“废画三千”。邹佩珠还透露了李可染作品许多不为人知的去向:李可染是一个生活上需要别人认真呵护的人,他经常丢失作品,比如带着很多的画去美院给学生讲课,讲完课坐公共汽车回来之后就发现画不见了。在画界,自古以来就有作画送人的传统,李可染送什么人、送多少幅画、送什么画,她都是不知道的。建国以后,李可染遵照政府的指令,给国际友人或有关单位作画,这些画作所有权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李可染。

  2008年11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依法确认李可染遗留绘画作品308幅,其中各子女已经分得绘画作品92幅,由邹佩珠托管绘画作品108幅、保管绘画作品108幅。其他作品,法院核实为书法324幅,收藏91幅,水彩25幅,素描16册973幅,印章175枚。

  法院依法分割李可染遗留的绘画作品共计308幅。首先,应当由邹佩珠分得154幅,其中包括邹佩珠托管的108幅绘画作品。其余的154幅绘画,先刨除应由李庚继承的9幅,剩余的145幅绘画,李可染前妻子女共分得73幅;邹佩珠及子女共分得72幅。对于收藏、水彩、印章、素描、书法作品,法院也按照继承法的原则进行了析产。其中,法院考虑到175枚印章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并且印章分散之后,可能会对李可染作品带来不利影响,法院将175枚印章判归邹佩珠所有,但将邹佩珠保管的190幅书法作品判归李玉琴、李玉双、李秀彬、苏玉虎所有。

  一审判决后,双方都对判决不服,均提起上诉。2009月5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法院最终认定李可染绘画作品为308幅。李可染先生的中国画作品108件、书法作品122件、速描9册、水彩画13件归遗孀邹佩珠所有。

  2009年6月1日,“实者慧——邹佩珠、李小可、李珠、李庚捐赠李可染作品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李可染中国画作品108件、水彩画作品13件,涵盖了李可染自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精品,既有李可染早年创作的《天王送子图》、《卖唱图》等经典人物画作品,也有奠定其山水画巨匠地位的代表作品《雨中漓江》、《万山红遍丛林尽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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