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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进个人与他人的和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归档日期:08-05       文本归类:纪利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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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人与自我的关系,讲的是人要知己,最终目标是实现身心和谐,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古老的中华智慧强调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老子教导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含有非常深刻的哲理。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的问题始终是哲学家智慧关注的首要问题,建立于三千多年前的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清楚地刻着这样一条铭文——“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由此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要求人要首先认识自我,他把人对自身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转向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认识。他提出人的本质是灵魂,而灵魂的特点就是精神和理性,是能够自我认识的理性。人不是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不变的理性灵魂,这才是人的本质之所在。真理就在人的理性之中,因此认识自我就是认识真理,所以他把认识自我看作是哲学的主要任务。苏格拉底的思想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提倡发展为理智主义,从而能够对人的本质问题作出理性的、思辨的思考。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常到公园散步的习惯,一天,他正在漫步沉思时,有个孩子问他,“你是谁?”叔本华从沉思的冥想中抬起头来,对孩子说:“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如果你能告诉我我是谁,我将无比感激,受用不尽。”并不是因为孩子搅扰了他,叔本华才这么严肃地说话,实在是这位哲学大师许久以来常被“我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虽然,自古希腊时起,人们已将“认识你自己”的铭文刻在神殿之上,但千百年后人类对生命、对自我的所知所见仍然限于冰山上露出的一角,可见认识自我是多么艰难。

  认识自我的困难在于,每个人身上都有四个组成部分的我。一是公开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隐私的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后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潜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前两种可以说是浅层的,易于认识的,绝大部分人的盲点则在于后两种。自我感觉良好,时常沉溺于自恋幻觉中的人,是因为不知道背后的我,总将当面的恭维和逢迎的捧场视为全部的评价。自卑自贱自惭形秽者则失落于不知有潜在的我。

  清除自我认识中的盲点,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开拓。诚然,直至生命的终点我们都无法穷尽自我,但时时警惕自我,激励自我,当使我们不枉为人,不虚此生。人类不断成长,是因为能不断认识自我,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认识自我则是人生“自觉”的起点,人生永恒的主题。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华精神之一,是人类在认识自我后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说。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彖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这里阐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易传》还说:“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它把刚健当做一种最重要的品质,同时又要求刚健而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能够坚持原则,“以冲中正”的态度来立身行事。司马迁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名志,说明古代圣贤即使在充满坎坷和艰辛的人生历程中,也能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来自立。这段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在迷恋金钱、崇尚奢华的今天,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有现实意义。我们要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要立志高远,积极向上,主动迎接生活的磨练。

  “孔颜乐处”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是人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孔子有两段著名的语录,讲到“乐”:一句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一句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被北宋周敦颐称为“孔颜之乐”,它几乎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之中。

  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困厄万端;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这本身并无乐处可言,但孔颜化解了身处逆境或物质匮乏所引起的外感之忧,使自得其乐,体悟到一种理性的愉悦。这种快乐,乐于扬弃了外在之物、外弛之心,自我意识到自身与天道合其德,同其体,也就是体认到个体自身的内在完美,即自己所具有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人格。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

  “孔颜乐处”的提出者是北宋周敦颐,也是二程(程颢、程颐)的老师。史称周敦颐每令二程“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遗书》卷二上)。二程认为生活贫困无甚可乐,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二程遗书》卷二上)孔颜乐处在于具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精神境界和对别人“至诚恻怛之心”。程颢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自豪雄。”(《秋日偶成》)又说,“云淡风清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偶感》)只要“浑然与物同体”,“反身而诚”,就会对世俗之富贵贫贱泰然处之,忘怀得失,由哀而乐,这就是孔颜乐处。

  境界说是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境界,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是中国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至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谈到境界,禅林青原惟信大师之三种山水悟境有精辟论述。《五灯会元》卷十七记载,惟信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息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他的话阐释了修禅的三个不同的阶段,这是一种从不了解自然,到对自然的困惑再到完全了解自然的过程,我们对人生的认识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一阶段: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一个肯定的阶段,人们对世界一无所知,因此只能全盘接受当下的一切;第二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一个否定阶段,人们学会了怀疑,有了主见,对旧世界于是有了一种否定与超越。第三阶段,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哲学上可称之为“否定之否定”。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对自己的一种超越。当人以智性对接世界观察万物,万物也会回到本原。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是他哲学思想中最为珍贵的一个部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论人生中的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人与周围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种关系或四种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习”的,也就是顺从自然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习惯;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他不仅认识到社会的全,还进而认识到天地之全,因而,做人,不但应对社会有贡献,也应对天地有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不求名,不为利,也不求闻达与回报,而在知天和尽性。他这样做,已经不属于一般的仁义,而是如道家所说,以自然行事,也就相当于大仁大义。

  “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天地的关系,亦即哲学境界,是一种自觉有超社会、为天地立心的意义,这是一种最高、最完善的境界,是冯友兰先生伦理思想的集中表现的境界说,也是他整个新理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和最终归宿。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主导,人类被看作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评判者。这种思潮到了近代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解读“天地境界”尤为重要。人类有责任维护环境生态的完整性,人类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在分享地球有限资源的同时关心其它人和生物。“天地境界”就是讲人要有自觉,在地球上只有人类才具有理解世界、超越自我的能力,有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人类境界的试金石,如果人类不只看到了自己的利益,也看到了天地的利益,那就超越了狭隘的人生境界,进入了“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的用处,不在于增加实际的知识和才能,而是使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使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进而体现出一种人格、胸襟和气象,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也就是他经常强调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要实现高远宏大的境界和理想离不开具体的为人处世之道,二者的互相结合是人与自我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正反对立面往往是互相依存的。人生有得必有失,有顺必有逆,有胜必有败,有进必有退,有荣必有辱。人生道路上并没有铺满鲜花、洒满阳光,而是时时有风雨泥泞,处处有丛林荆棘,正如辛弃疾词云“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送人》),人生常会遇到困难、挫折和逆境。遇到顺境是每个人所期待的,遇到逆境则常常是无法避免的,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顺境和逆境。命运、机遇往往是不可刻意追求的,自解得失,善处顺逆,就成为处理好人与自我关系的关键。人要善处顺逆,就要能“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能提得起,放得下,能知足常乐,安心为本。

  苏轼词云“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转引自《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苏轼一生坎坷,特别是中年以后,越贬越远,越贬越低,但在对待人生顺逆上,他却是中国文人当中一个特殊的例子。上面这句词体现了苏轼的人生态度,他圆满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禅宗,入则奉儒,奋力进取,忧国忧民,出则道禅,洒脱一身,诗酒度日,形成了“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旷精神”。他一生忧患,历尽坎坷,但他没有像弱者那样,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像隐者那样,归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世事;而是以老庄佛禅的处世哲学为精神武器,超然自得,随遇而安,用精神上的乐观来消解环境的险恶、物质生活的困乏。

  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所回答的是两个问题:“内圣”和“外王”。所谓“内圣”就是改造自我,使自己更美好,所谓“外王”就是改造世界,使世界更美好。儒家强调在内圣基础之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儒者或儒士必须兼备“内圣”与“外王”的品格,仅有“内圣”不过是“隐”,仅有“外王”不过是官,既有“内圣”又有“外王”才能称为“士”。因此,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善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济世救民。儒者对国事民瘼有真诚的关怀,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谪也以深沉的忧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兴亡。另一方面,儒家也有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孟子讲“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表现了儒者的情怀。

  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这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然而实际上,成功的机会少,失望的时候多,于是便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人生的最高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达观的态度相互结合补充,几千年来影响始终不衰。

  “放下”是禅宗里最常用的一个词。禅宗有则故事:当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位婆罗门贵族来看望他。婆罗门双手各捧一个花瓶,准备献给佛陀作礼物。佛陀对婆罗门说:“放下。”婆罗门就放下左手的花瓶。佛陀又说:“放下。”于是婆罗门又放下右手的花瓶。然而,佛陀仍旧对他说:“放下。”婆罗门茫然不解:“尊敬的佛陀,我已经两手空空,你还要我放下什么?”佛陀说:“你虽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内心并没有彻底的放下执着。只有当你放下对自我感观思虑的执着、放下对外在享受的执着,你才能够从生死的轮回之中解脱出来。”人生在世,有太多的放不下。如果我们都像佛陀指示的那样能够放下,便不失为一条幸福解脱之道。

  有人将人分为三种:提不起、放不下;提得起、放不下;提得起、放得下,第三种人是真正可担负大责任,心地坦然;提不起、放不下:芸芸众生中最多此类的人。没有担当,不愿负责,贪求享乐,却又放不下名利的追逐。提得起、放不下:此种人有担当、有进取、有能力。可是,一旦要他将到手的名位及权势放下时,却又舍不得。其实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绝不可能一直是平步青云、年年高升;有时也如登山,沿途是崎岖不平,有起也有伏。因此,只能升而不能降的人,终将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而痛苦不堪。提得起、放得下:此种人有担当、有能力,可负大责任,心地坦然。由于大众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随时可出马;当大环境的情势改变时,随时可以放下,毫不眷恋,且更有宽广的胸襟,随时迎接另一个阶段的新发展。

  做人处世,在用世时要“提起”,在不用世时要“放下”。人生要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能有能无、能高能低,对任何事情,成功也好,失败也罢,辉煌也好,跌倒也罢,都应有个良好的心态,有个理性的、超凡脱俗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提得起,放得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学会“放得下”,能够“放得下”,这才是境界的升华。

  知足常乐思想是中和之境在生活层面上的展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尊奉的一个重要原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内在人格的象征。当人生理想与现实困境发生矛盾时,知足常乐会起到说明、解释、鼓励、安慰和调剂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生问题上有两种对待:对仁、义、礼、智、信等生存问题的高要求和对名利、得失、贫富等生活问题的低要求,而知足常乐就是这种低要求的具体体现。《申鉴杂言下》说:“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道德向上看齐,所以知耻;利欲向下看齐,所以知足。

  生活的问题不外乎两个问题:一是名,一是利。有则故事讲:一天,宋朝徽宗皇帝出游来到长江畔的金山寺,他登上金山寺高处的一座阁楼,极目远眺江中来往如织的船只,问住持黄伯禅师:“来往的船只那么多,究竟有多少只呢?”黄伯禅师回答说:“只有两只。”徽宗不解其意,禅师就进一步解释说:“一种是寻名,一种是养利。” 徽宗顿时恍然大悟,来来往往的船只虽多,数不清楚,但追根究底,离不开追求功名和利禄两种目的。这有如《汉书食货志》讲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名利二舟”充分体现出了禅师对世情透彻的参详。人的一生可以说与名、利这两个东西难舍难分,离开了名,人的精神需要便得不到满足,离开了利,人的物质需求便得不到满足。得不到满足,人就会不死心,就会痛苦。然而仅仅在这两方面寻求满足,则难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因为它只是一时一己的人生私欲,脱不开一个“我”字,而要达到一个高度的道德修养就必须超越这个“我”。

  名与利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字:欲。名望欲。物质欲,还有由这两种欲望衍生出来的权利欲,金钱欲和色欲等,这些欲望的满足是无止境的。名缰利锁,欲海权山,人皆知其害,却一叶障目,慧窍闭塞。如何应对呢?那就是“知足”。老子讲“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四十四章)孟子讲:“养心莫善于寡欲”。欲望少了,人就不会为外物所纠缠,身体就会轻松愉快,心灵才能得到滋养。平常心最难,面对种种诱惑不为所动,需要真定力,练就一颗八风吹不动、守拙守朴的平常心,情怀淡淡,用一个“淡”字观照世间千情百态,才能懂得动静相宜、取舍有法的道理。

  当然,知足仅仅是一种智慧或精神上的东西,无论知足还是不知足,都不能改变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所以由“知足”带来的“常乐”就不是现实上的,而是一种在精神上的对名与利的超越。知足不是目的,自我修养或道德实践才是最终的目标。

  “安心”是个大智慧、大问题。禅宗二祖慧可,少为儒生时,博览群书,通达老庄易学。出家以后,精研三藏内典。年约四十岁时,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即断臂求师。《祖堂集》中记载,慧可问达摩祖师:请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达摩说:诸佛心法,并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他听了又问道: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达摩便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慧可听了这话,当时便愣住了,良久,方说:找了半天心,连个影子也找不到。达摩开导他说:如能找到了,那就不是你的心了!我已经帮你安好心啦,你看到了吗?慧可恍然大悟。[1]慧可向达摩求法,其实就是为了“安心”,见师傅把自己截了回来,便把问题的实质托了出来。佛教禅宗一派传入中国,与老庄合理核心相结合,发挥了“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特点,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禅,表现出很高的人生智慧。禅语有言“平常心是道”,主张凡事持平常心,不过分追求、过分祈盼、过分喜怒哀乐,顺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来,繁杂的人生问题,就变得比较简单明了。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心泰自身安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重题》)“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不重具在,但求心安,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哲学境界。白居易深知“居大不易”,于是便提出了解决人生旅途困苦寂寞的方法。他认为真正的根其实在心中。人最根本的需要,是心灵归宿,是精神家园,内心的家园往往比物质的家园更重要,抽象的家园比具体的家园更重要。心安是一种感觉,一种与充满惆怅忧郁不同的感觉,它以顺乎大道、无欲无为为核心,重视内心的宁静与平衡。

  苏轼有词:“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岭南荒远偏僻,生活艰苦,但是有了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心情,就可以把它当作家乡。苏轼一生历经坎坷、受尽磨难,但他却能超然物外、旷达乐观,得益于他怡养身心的处世方法、平和宁静的安心之道。在他看来,一个人生命历程的长短、生命力旺盛与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本人先天素质的好坏、生理机能的强弱,但更重要的是“安心”处世,就是以恬淡平宁的态度对待生活,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和心境上的安宁。禅宗的“安心”、白居易的“心安”与苏东坡的“安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吕氏春秋季春纪》讲,“喜之以验其守”,“怒之以验其节”,“哀之以验其人”,“乐之以验其僻”。人在高兴时,容易得意忘形,因此要有操守之功。人在发怒时,情绪难以控制,因此要怒而不失节度。人在消沉时,容易自暴自弃,因此要脱俗嫉世,坦然面对。人在快乐时,容易乐而忘忧,因此要有节制。喜怒哀乐,讲究心性修养,其核心是安心,要做到处变不乱,荣辱不惊。

  在任何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心态。良好的心态有利于正确对待客观事物,对健康也是有益;不良的心态对健康有害,甚至导致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有专家保守估计,目前中国大约有260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其实每个人都有抑郁情绪,不及时调节就会患抑郁症,预防的主要办法就是要缓解压力,及时调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转化”不良心理,具体就是要能够知足常乐、达观超脱、宣泄疏导、排遣自娱。

  总之,无论就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而言,还是就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类在21世纪应更加需要借助与光大优秀的中华精神。我们理当拿出自信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生存体验与生活睿智中寻找瑰宝,寻找生命力,为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发挥其价值。

  宋代大儒张载有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今天我们继承中华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正是要实现这一伟大理想。“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重建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培养尊重自然内在价值,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调整人类的价值观,改变人类有物质而无幸福的生活品质,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真正的幸福;“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所倡导的中华精神,并立足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水平进一步发展、深化,使之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发扬光大中华精神,通过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建设和谐世界,使人类永久性摆脱生态危机、人文危机、精神危机,实现人类真正的和谐共处、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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